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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雅虎问“我道歉了吗?”--闲话美国的国会听证 [Copied] 2007-11-13 3:18pm
雅虎问“我道歉了吗?”--闲话美国的国会听证

一、
11月6日,美国国会众院外交关系委员会(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就“雅虎向国会提供错误资讯”(Yahoo Inc.'s Provision of False Information to Congress)一事举行了听证。
该听证缘于2006年2月雅虎公司首席法律顾问麦克。卡拉翰(Michael Callahan)在国会的声明。其时卡拉翰表示他个人并不清楚中国司法当局基于何种原因要求雅虎协助调查师涛。然而稍后的事实表明,中国国家安全局曾向雅虎出示了一份协助调查书,上有“兹因国家安全”等语。这明白显示师涛案是一起政治性控罪。
来自加州的民主党议员、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汤姆。兰托斯(Tom Lantos)指责雅虎对国会的陈述不实──“从小处说这是不可宽恕的疏忽,从大处说是恶意欺骗。”卡拉翰则解释称,他个人是稍后才知晓师涛案的详情,而国安局的调查书为中文文本,听证之时他并不知晓该件,他没有意图也无必要隐瞒这份文件。卡拉翰并举2006年10月雅虎的书面声明及2007年3月香港隐私专员公署的报告为例。这两者都对师涛案的“国家安全”性质有详述,并为公众所熟知。卡拉翰还引述国会调查人员早前对雅虎律师们的表态,调查人员认为雅虎2006年2月在听证会上的陈述是真实的,并不存在误导成分。卡拉翰强调,
“服从当地法律是公司经营的准则。我不能要求雅虎的中国雇员抵制中国法律而置他们于危险,即便我个人认为这些法律关于国家安全的定义是宽泛且含糊的。”[1]
雅虎总裁杨致远也接受了质询。在正式证词开始前,杨致远表示
“我个人就他们(师涛和王小宁)的遭遇表示歉意。我们愿意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他们获得自由。”[2]
兰托斯议员在听证会上力促雅虎公司向两名中国受害者的家属(师涛的母亲高琴声和王小林的妻子俞陵)道歉。法新社报道说,雅虎公司的两名负责人就此的反应是回头向坐在自己身后的一名家属点头示意。[3]
应该指出的是,在整个听证过程中乃至法庭内外,雅虎公司及其代表都没有向师涛、王小宁或其家属们道歉。雅虎只是就其证词的误导效果(Misleading)向国会议员致歉并捎带上对受害者的个人同情。
事实上,就一项尚在司法审理中的诉请(师涛、王小宁向美国加州北区联邦法院递交了诉状,雅虎则促请法院撤销该案,目前法院还未就是否受理案件做出裁决),希望看到作为被告的雅虎向原告致歉,只能是人们的善良但不切实际的愿望。
二、
雅虎听证会历时约三小时。雅虎公司如临大敌,议员们也并不轻松。
那么本次听证会的法律性质如何?是否会影响到雅虎等跨国公司的在华经营?为明晰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考察美国国会的听证制度。
美国宪法并没有明文设定国会的调查听证权。一般认为,最高法院1927年对麦哥莱诉道格尔迪案(McGrain v. Daugherty)[4]的判决是国会听证权的起源。该案事关总统哈丁(Warren G. Harding)
的油田腐败丑闻。参议院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对之进行调查,并传唤总检察长的弟弟道格尔迪(Mally Daugherty)到听证会上做证,但道格尔迪拒绝与会。参议院的警卫麦哥莱(John McGrain)因此将他拘捕。道格尔迪立即向联邦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Writ of Habeas Corpus)并获释。法院更判处参议院强迫当事人作证违宪。参议院不服裁决,上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推翻原判,认为听证是参院实现其立法功能的辅助性权力(auxiliary power),当事人有到场作证的义务。麦哥莱案事实上确认了国会的听证权。
国会听证权的大规模运用是在麦卡锡主义的高潮时期。1953年和1954年,仅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参议员就主持了161场听证会,约500人受到常设调查委员会的传讯。拒绝到会者即以“藐视国会罪”
(Contempt of Congress)论。麦卡锡的听证方式粗暴蛮横,完全无视他人的权利。1954年6月17日,在有关陆军部庇护共产党员的一次听证会上,麦卡锡因违背事先的承诺遭到作证者的愤怒指责,“参议员先生,难道你没有一点道德观念吗?难道你就没剩下些羞耻感吗?”2,000万美国人通过实况转播目睹了这一幕。麦卡锡声名扫地。
参院随后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麦卡锡,委员会一致通过的调查报告称麦卡锡的听证是“粗鄙、侮辱性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参院更通过决议谴责麦卡锡滥用听证权、违反国会的传统行为方式。麦卡锡的政治生命由此终结,“红色恐怖”的麦卡锡时代也成为历史。
最高法院也对麦卡锡听证方式进行了抨击。法院并在1957年的瓦特金斯诉美国案(Watkins v. U.S.)中为国会的听证权设定了严格界限。该案原告瓦特金斯(John Watkin)是一工会官员,曾参加共产党。国会就他所熟知的一些共产党员情况进行质询。瓦特金斯认为这些问题和国会无关,并拒绝作答。瓦特金斯被控藐视国会,初审判罪名成立。然而最高法院否决了控罪。法院认为“出于立法职能的需要,国会应当拥有听证权。但调查听证必须服从于立法任务本身”。
法院强调国会的听证权并非无限,对公民个人生活进行调查即逾越了立法权的边界,
“国会不是法律强制部门,也非司法审判机构,它应该谨守自己的职责。参议院和众议院应该确保听证是用于促进立法工作……
出于个人政治目的操控公众情绪的听证或试图惩罚被调查者的调查是不能被接受的。“[5]
70年代以来,国会听证制度进一步完善。当下,美国国会的大部分调查和听证都可自由旁听,一些重要的听证还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手段实况转播。应该说,国会议事制度的公开化是美国民主深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它使议员活动受到大众监督,国会的党派领袖和委员会主席们也更难控制这种权力游戏。
就雅虎案而言,国会出于立法的目的质询雅虎在法律上是可以接受的做法。稍早前,主持本次听证的众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草拟了针对雅虎等跨国公司的2007年全球网络自由法案(Global Online Freedom Act of 2007)。该案由斯密斯议员(Chris Smith)发起,要求制止美国公司参与极权国家的网络审查。
全球网络自由法案目前正等待众院商业委员会(House Energy and Commerce Committee)审核,而商业委员会尚未将其排入日程,至于进入众院全员大会更是遥遥无期,遑论还有参院和总统等多道立法程序。值得注意的是,斯密斯议员在2006年提出过同样的议案,也同样通过外交委员会的审议,但最终却未能提交众院而胎死腹中。
应该看到,拟议中的全球网络自由法涵括了许多实体性条文,这使它有别于传统宣告性的政治议案。然而试图将一部美国国内法适用于全球各地,这在理念上违背了“属地管辖权”原则──建立在国家主权基础上的领域管辖──这一各国司法的最根本规则。我们可以断言,这部在技术上基本不具备操作性的议案,成为法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三、
雅虎问题的悖论是雅虎遵循了经营地(中国)的法律向北京提交了用户资料,而美国社会的道德观不认同这种作法却没有适用的法律进行约束,另拟新法不仅缓不济急,更有技术上的难度。
就当下的情势看,正在北加州聆讯的雅虎案不容乐观。或许正是基于此点考虑,斯密斯议员多次建议雅虎,“你们应该同他们(师涛、王小宁等)庭外和解,提供优厚的补偿”。他并敦促,“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明天或者本周结束前就这样做”。斯密斯议员还呼吁雅虎支持赞同他提出的网络自由法案,并助其通过。雅虎的回答是简洁的,“我们当然会考虑”。[6]
综合评估本次听证,笔者认为,尽管雅虎到国会接受质询是令人振奋的事情,但加州法院的司法进程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国会听证的政治意义浓厚,听证程序由倾向性的议员及其助手主导,他们有选择地邀请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代表,同时限制对立方的立场表达,此种听证会常常是制造意见而非听取意见,听证结果也易受操纵,最终获得的信息往往是混乱和不真实的。这也是政治性听证备受诟病的原因所在。
有别于国会,司法机构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和听证手段,不受国会程序的影响。在雅虎案上,法院拟于明年1月31日就雅虎(香港)公司的管辖权问题举行听证,以决定是否接受雅虎要求撤销该诉的请求。法院并要求布什政府就本案中的国际法问题表态。美国司法部早前已宣布将在原告答辩后向法院提供意见书,说明政府立场。这也是雅虎所一直企盼的。如果联邦法院最后认同雅虎的主张,并出示一宣告性的裁决,那结果无疑是灾难性的──它将关闭以后类似诉讼在美进行的可能。
尽管如此,本次听证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国会听证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经由公开的程序满足人民知的权利,激发民意,形成舆论,促成真正的民主政治。例如,1974年参众两院分别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就水门事件进行调查听证。尽管众院尚未议决弹劾,参院审理,但迫于听证引发的强大民意及舆论压力,尼克松总统已于8月8日宣布辞职。
如果雅虎公司能够借由听证会感受到美国社会的舆论压力,就师涛、王小宁案显示出积极和解的姿态,并在未来的中国业务中承担更多的道义责任,这对促进中国的自由进程,未尝不会产生深远积极的影响。
诚如是,则中国幸甚,师涛、王小宁幸甚。
我们期待雅虎的抉择。
【注解】
1、参见Testimony of Michael J. Callahan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6, 2007。
2、原文为I want to say we are committed to doing what we can to secure their freedom. And I want to personally apologize for what they are going through。
3、原文为The Yahoo executives responded spontaneously, turning to Shi Tao's mum Gao Qinsheng, who was sitting immediately behind them, and nodding several times。
4、参见McGrain v. Daugherty, 273 U.S. 135 (1927)。
5、参见Watkins v. United States, 354 U.S. 178 (1957)。
6、原文为Settling the case would be a good step forward. And you should settle with them generously in favor of the families. ……You can settle that tomorrow or by the end of the week if you'd lik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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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非暴力”运动 [Copied] 2007-11-7 2:06am

“非暴力”运动

作者: 章文

如果真的要建设和谐社会,那么在上位者和被管治者都得体悟并身践“非暴力”思想。镇压只会带来反抗,反抗也只会引发镇压,如此以暴易暴,以牙还牙,将血流成河,永无止境。

吴昊天:马丁·路德·金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新约:马太福音》第10章  
  

1955年12月1日,在美国蒙哥马利市的一辆公交车上,发生了一桩再平常不过的事:一个叫罗莎·帕克斯的黑人裁缝因为拒绝为白人让座而遭到逮捕,理由是蔑视蒙哥马利市关于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法令。
  这时,一个杰出的黑人刚刚从北方的一所大学毕业不到半年。当他从一个黑人民权组织那里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意识到黑人心中压抑百年的尊严已经觉醒,历史性反抗的时机成熟了。他站出来号召黑人兄弟,“不与邪恶的规章制度合作,不要再给汽车公司以经济上的支持”。
  他就是马丁·路德·金,1929年生于美国南部一个黑人中产阶级家庭,先在宾夕法尼亚的克罗泽神学院学习,最后在波士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帕克斯事件”发生四天后,他在该市组织黑人55000名,掀起了一场著名的黑人为争取基本人权的罢乘运动。这是南方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整个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黑人团结起来为自身权益而抗议的运动。当时,金26岁,在一座小教堂当牧师,他的第一个孩子刚刚出生。
  

种族的尊严  对于南方大多数黑人来说,这是一场勇气与信念的考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懂得“非暴力”政治。但良知和本能告诉他们,在一个充满歧视的车厢上,“坐着”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身体姿势,它事关一个种族的尊严,而尊严是不可让渡的。
  因而,当罢乘的口令通过一个教堂传到另一个教堂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黑人都默不作声地给予了响应。他们扶老携幼、拖家带口,忍受着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奔走在家和工作的地方之间。他们把黑人中为数不多的汽车集中起来,一站一站地接送,但对成千上万的黑人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他们中的多数人就不得不徒步上班,为此,许多黑人被白人老板解雇。
  但他们并没有屈服,他们坚信一个人的尊严是上帝赐予的荣名,任何律法和威权都不能将其褫夺。因而当他们唱着灵歌,唱着那些由千百年来祖先们的苦难浸泡出的深沉旋律、手挽着手上班时,路两旁的许多人泪流满面。
  毫无疑问,马丁·路德·金是这场运动的领袖。他早在南方的黑人大学上学时,就读到了梭罗的名文《论公民的不服从》,而在来到蒙哥马利的教堂以前,他已经详细地钻研过甘地的著作,熟悉有关“非暴力抵抗”的各种论点。
  作为一个精通美国联邦法律的博士,他意识到了“非暴力”在这个制度中的可操作性。也就是说,只要一个国家的立国理念是人道的、自由的,即使由于历史的原因,还存在许多暗角,那么,他们自身对平等、正义的诉求迟早会和这个国家的主流精神汇合起来的。因而,他反复劝说大家,要坚决捍卫宪法,同时作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一方,必须以不妥协的态度向这个充满歧视的国家认证: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制,荒唐地侮辱了他们的经济支持者。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联邦地区法庭最终裁定,阿拉巴马州和蒙哥马利关于在市立公共车上实行种族隔离是“违宪”的。1956年11月14日,马丁·路德·金宣布:为期381天的罢乘运动结束。黑人回到了久违的公共汽车上。虽然这只是他们为了自身的权利和尊严而勇敢迈出的第一步。
  

填满监狱  这是马丁·路德·金在风起云涌的美国六十年代大学生“入座”运动中向所有黑人发出的著名口号。
  “入座”运动开始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波罗市。起因是这样的:1960年1月31日,一个叫裘瑟夫·迈克乃尔的黑人大学生,来到一家连锁店的吧台买酒,遭到拒绝,理由是“我们不为黑人服务”。这时,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抵抗”思想已在南方的大学中广为传播。裘瑟夫遭拒返校后,他的同学十分愤慨,决定以实际行动挑战这个酒吧的种族歧视。“入座”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它的具体做法是,平静地进入任何拒绝为黑人服务的地方,礼貌地提出要求,得不到就不离开。这是南方大学生深思熟虑运用“非暴力抵抗”的直接后果。不到两个月,就席卷了美国南部50多座城市。参加“运动”的大学生事先都经过严格的技术训练,包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服装整洁,头发一丝不苟;在进入“运动”时,以最有尊严的目光请求服务。为此,许多大学生遭到围观、嘲弄、甚至身上被浇满番茄酱。但他们不卑不亢、不喜不怒,从学校出来时就带足了书本、文具,得不到服务,就坐在那里做作业,读书,研究学问。
  这和公共车的“拒乘”不同,它是一种有意识的抵抗行为。事实上,有许多大学生在“运动”中被捕,但马丁·路德·金早已向他的同胞发生了号召——“填满监狱”。
  这是一句非常符合南方黑人风格的口号。比起人类历史上众多政治骗子的华美预约来讲,它没有任何黄金般的承诺,有的只是对人类苦难和不公正的坚韧对抗。这个口号对大多数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北方公民来说,无疑是惊世骇俗的。但对祖祖辈辈忍受着奴役、压迫和不公正对待的黑人来说,这口号里涵盖的仁爱和殉道精神几乎就是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马丁·路德·金作为一个杰出的黑人领袖,一生有过无数精彩的演讲,而其中有一段非常典型地阐述了他的“非暴力”思想:  
  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我们不会对你们诉诸仇恨,但是我们也不会屈服于你们不公正的法律。你们可以继续干你们想对我们干的暴行,然而我们仍然爱你们。你们在我们的家里放置炸弹,恐吓我们的孩子,你们让戴着KKK尖顶帽的暴徒进入我们的社区,你们在一些路边殴打我们,把我们打得半死,奄奄一息,可是,我们仍然爱你们。  
  这是人类在面对苦难和暴政时,只有为数不多的心灵才能作出的坚韧反应。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受迫害、遭凌虐的一方主动撤出“以暴易暴”的恶性怪圈,将自己置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地位,以一种谦恭而又有尊严的方式邀请对方回到理性、和平、仁爱的规则中来。这里面包含的勇气、智慧和宗教理想为后来历次黑人运动所证实:
  1961年5月,“公路入座运动”如火如荼。由一白一黑搭配好的六对北方志愿者,分别乘坐两辆长途汽车从华盛顿出发,计划穿越南方种族隔离的腹地。在途经阿拉巴马州的一个车站时,遭到一群白人暴民的袭击。他们砸玻璃、戳轮胎、往车厢里扔炸弹,但志愿者们只是从浓烟滚滚的车厢里跳出,并没有辱骂或还击。
  几天后,第二趟北方志愿者的车从田纳西州出发,继续向阿拉巴马进发。当车行至蒙哥马利市时,遭到300多个暴民和许多KKK成员的野蛮进攻,但他们遵循了“非暴力”原则,没有一人出手还击。以致于当他们决定继续从该市前往密西西比州时,联邦政府不得不派出六名荷枪实弹的执法士兵跟车,车后有20多辆交警车开道,在他们车的上空,甚至还派了几架直升飞机护送。
  

我有一个梦想   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在首都华盛顿广场的林肯纪念堂前举行了规模浩大的黑人集会。会上,他面对25万听众,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当时,与会的黑人唱了一天灵歌,听了一天演说,身心疲惫到难以站着听讲。但当马丁·路德·金上台时,人群顿时沸腾起来,他在演说里,把美国关于自由和正义的许诺比作一张“期票”,当黑人兑付时,“银行”就贴上“资金不足”的字样。语音铿锵、雄浑苍凉,它让人想起黑人兄弟自贩卖为奴以来几百年的苦难和眼泪——  
  

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觉醒起来,真正信守它的诺言:“我们坚信这条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来平等”;
   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佐治亚州红色的山丘上,从前奴隶的儿子和从前奴隶主的儿子将会像兄弟一样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
   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甚至密西西比这样一个不公正的狂热情绪使人透不过气来的地方也会变成一块自由和公正的绿洲;
   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我的四个孩子生活的这个国家,有一天将不再根据他们的肤色,而是根据他们的品德来评定他们的为人。 
 
 

这是20世纪最为惊心动魄的声音之一,穿过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隧道,我仍然能够感到其中的大悲悯和大悲痛。但即使在这一场波涛汹涌、黑人的不满情绪一触即发的集会上,他仍然以他惯有的理性和基督之爱向人群宣讲:
  “我必须对站在通往正义之宫的温暖入口处的人们进一言,我们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进程中,决不能轻举妄动。我们决不能为了满足对自由的渴望,就啜饮敌意和仇恨的糖浆。我们必须永远站在自尊和教规的最高水平上继续我们的抗争。我们必须不断地升华到用精神的力量来迎接暴力的狂峰怒浪”。
  这就是一个“非暴力”提倡者的理念之花。在他看来,“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
  这场演讲鼓舞了东西方世界所有酷爱平等的人们,甚至肯尼迪总统在演讲当天就邀请马丁·路德·金到白宫作客,并说:“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梦到,有一天新的民权法案能够在参众两院通过。”三个月后,总统带着这个梦遇刺身亡。而像大多数理想主义者一样,马丁·路德·金,这个一生苦心经营“梦想”的黑人也最终倒在了“梦”的路上。
  1968年3月,金组织“贫民进军”。4月,来到孟菲斯市领导工人罢工,下榻洛林汽车旅馆。4日晚饭前,他立在二楼三百号房间的阳台上,和其他同志谈话。而没有想到,这时在街对面的一幢普通公寓里,一个狙击手已端好了一架带有观测镜的汽步枪。子弹从前面穿过金的脖子,在颚后爆炸,一根使无数黑人站起来的颈骨就这样断裂了,一个怀揣美好梦幻的黑人就这样倒下了。不再起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丁·路德·金,这个继甘地之后最伟大的非暴力主义者,他的死却引来了美国历史上罕见的“暴力”。一些黑人组织因金的被刺而号召同胞:“拿起枪来!”短短几天,全美168个城镇遭到严重破坏。华盛顿的纵火事件就达到711起。全国因暴乱被抓2600人。
  这说明“暴力”和“非暴力” 孰好孰坏,从来不是几个白面书生坐在书斋里议论的结果。当一个社会或时代的人民面对奴役和压迫觉得还有希望通过言论、集会和结社的形式来表达时,他们一般不会铤而走险,这时个别领袖人物的“非暴力”主张就会适得其时;但当一个独裁、专制的政府对它人民的剥削、压榨无以复加,而且剥夺掉他们的一切自由,使他们没有任何可能通过合法形式来表达愿望时,暴力反抗几乎就是必然的选择。  你不能要求李自成用“战无不胜”的理论武装后再来推翻明朝,我相信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农民起义军,不是他们天生热爱攻城,而是因为上午不“革命”,下午就会饿昏;我也不相信一些全无心肝的“告别革命”论者对孙中山的指责,事实上,孙在起义以前有过许多次“改良”的请求,但大都破产。这就是“非暴力”的局限,也是人类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忧时伤生的思想家,面对暴力和灾难时的苍凉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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